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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湘报》记者 古禅 发自重庆
  山西平遥古城,2006年9月17日,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正在进行。
  在影像中穿行了一个上午,大脑对照片的刺激逐渐麻木,董晓敏打算暂时休息一下。作为媒体人,董晓敏对照片的要求有些苛刻。从早晨9点开始,整个上午,仅有美国联系图片社的一组照片打动了他。当他走到柴油机厂展区A区时再次被震撼。
  很多人围在一幅巨型黑白照片前,一动不动,鸦雀无声。董晓敏感到好奇也凑了上去。“命运。”站在这幅4.9米长的巨照前,董晓敏全身一颤,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词。这幅黑白照片,是《175M》组照中的主照,画面上,175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穿着的人一线排开,脚下是拆迁所剩的瓦砾,背后是群山和长江,175米水位线清晰可见。董晓敏知道这是一幅反映三峡移民的照片,正是这幅照片让他第一次对三峡移民有了震撼的感觉。

  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以重庆为中心的古巴渝地区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片土地孕育了重庆悠久的历史。距今2~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人类生活在重庆地区。公元前11世纪商周时期,巴人以重庆为首府,建立了巴国。后秦灭巴国,分天下为 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极盛时期巴国疆域以原重庆市为行政中心,管辖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区域。

[重庆直辖专刊暨重庆直辖10周年]
重庆直辖的意义
    一个富有三千年巴渝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丰姿绰约!
    一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正在催生无尽的现代神话!
    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山水城正在不断创造人间奇迹!
    一个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新重庆正在开发中走向世界!
175M的创意
  2005年,张德礼第一次将自己关于奉节老城的记忆《动迁》带到平遥国际摄影展。
  2006年,这一年的三峡更具有历史性的记忆,5月20日,历时13年的建设全长2309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到顶。
  2006年3月,一年一度的平遥摄影展报名的日子又到了, 张德礼他们也在商量着,展现怎样的三峡。“175米,是三峡最终的蓄水高程,标志着三峡工程的最终结束。”经过几次商量,库区的8位联展人确定此次参展的主题是《175M》,而目的就是“记录三峡库区水位上升175m前奉节县移民百态,体现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和渴望致富、自强不息、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
  7月,8人的作品均已准备完毕,但还缺少一幅主图。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淹没范围涉及重庆和湖北的20个区市县。175米蓄水,意味着130万人需要移民搬迁,其中19万人不得不告别世代生息的故土家园。三峡大移民给整个三峡库区的城市、村庄乃至2000多万人口带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命运变迁。四次开会,最终确定拍摄一幅纪实照片,以175个移民的“全家福”体现175米的主题。
  组织175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移民参加拍摄是个不小的工程。作为策展人之一的张三友担任了拍摄组的组长,还分设了多个小组协助拍摄。
  2006年重庆的夏天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气温高的吓人。确定拍摄内容后,张德礼开始独自寻找何时的拍摄地点,经过4天的寻找,他终于选定了已经拆迁完毕的奉节老城。千年古城奉节已经成为了瓦砾,9月蓄水后这里将永远地沉入水下。这里曾是他的家,背后是滚滚长江和雄伟的夔门,江边175米水位线异常醒目。
移民摄影师
  张德礼,奉节人,自由摄影师。
  张德礼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移民”,全家10余口都是“移民”。
  “大东门古城街69号。”1964年12月,张德礼出生在奉节老城,如今,居住了30多年的老屋早已沉入水下,水面上泊满了货轮。
  “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1992年4月3日下午,当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时,远在奉节的张德礼还站在大街上向行人派发着电影传单。此时的他还无法意识到,这个决议将对他以及他的邻居、老乡甚至整个三峡库区的百万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张德礼以及他周围的人,如同以往干活、挣钱、吃饭。
  1997年,发生了两件大事。6月18日,重庆直辖,中央交给新重庆四打任务;11月8日,长江截留成功,历时5年的一期工程结束。这些都和三峡工程有关。就在这一年,张德礼第一次抓起了相机,开始拍摄三峡风光,想借此留住那些美好记忆。
  拍摄的过程近乎疯狂,为了拍摄雨后天晴时的夔门,张德礼和一帮发烧友背着帐篷登上夔门顶峰,一住就是一周。不曾料到,雨连下一周,只是偶尔停几分钟,张德礼他们落雨时就躲在帐篷里打扑克牌,天晴就出来猛拍。没有吃的,离他们最近的人家都要走半小时,老乡每天给他们送两顿饭充饥。一个星期下来,扑克牌都打烂了,三角架也生锈了,但最终拍出了美丽的夔门。
  2000年7月17日,重庆云阳县150户居民集体搬迁至上海崇明县,这是三峡库区首批外迁的移民。按照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的安排,重庆库区在接下来的3年内将有7万农村移民外迁到11个省市,怎样才能更好的记录三峡,除了风光还拍些什么?张德礼坐不住了。8月13日上午8点30分,奉节首批外迁移民56户240人自奉节港出发,迁往浙江省嘉善县。在送行的人群当中,张德礼和其他摄影爱好者频频按动快门,最后哭了。
  “一对年轻的恋人,男孩要外迁浙江,而女孩要留下,上船前,两人在码头抱头痛哭。”张德礼含泪拍了下来,“对两人来说也许就是生离死别,可能今后再也见不到了。” 紧接着,第二批移民86户380人离港出发,于8月25日顺利抵达浙江省嘉善县和长兴县。
  从此以后,张德礼将镜头对准了这些普通人,开始记录他们的生活以及命运。
  2002年1月20日,在三峡腹地的古城奉节,同时进行着三件大事:县城部分建筑物爆破、瞿塘峡摩崖题刻搬迁、白帝山宋城考古发掘。这是三峡库区第一次采取爆破方式大规模拆除旧城,被称为“三峡清库第一爆”。这非同寻常的“第一爆”拉开了三峡库区大规模库底清理工作的序幕,也意味着三峡库区百万移民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明年6月,三峡工程首批机组将蓄水发电。奉节老城居民必须在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发电前全部搬迁。
  在烟囱倒下的一瞬间,张德礼按下了快门。
  “拍老屋、拍古街、拍甩卖、拍儿童嬉戏、拍我的父老乡亲外迁。当具有1000多年的古城从我身边消失的时候,那300多个日日夜夜留在了我一大摞底片上。”

 

一组移民照片的震撼
  山西平遥古城,2006年9月17日,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正在进行。
  在影像中穿行了一个上午,大脑对照片的刺激逐渐麻木,董晓敏打算暂时休息一下。作为媒体人,董晓敏对照片的要求有些苛刻。从早晨9点开始,整个上午,仅有美国联系图片社的一组照片打动了他。当他走到柴油机厂展区A区时再次被震撼。
  很多人围在一幅巨型黑白照片前,一动不动,鸦雀无声。董晓敏感到好奇也凑了上去。“命运。”站在这幅4.9米长的巨照前,董晓敏全身一颤,脑海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词。这幅黑白照片,是《175M》组照中的主照,画面上,175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穿着的人一线排开,脚下是拆迁所剩的瓦砾,背后是群山和长江,175米水位线清晰可见。董晓敏知道这是一幅反映三峡移民的照片,正是这幅照片让他第一次对三峡移民有了震撼的感觉。
  作为和三峡没有任何关系也没到过三峡的外地人,董晓敏坦言自己对三峡工程并不关心,在他的生活圈中也并非特例。对他们而言,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的是及其模糊的,仅仅是“发生的遥远地方的事”,除了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之外,它和自己的生活并没有过多的联系。最初甚至认为不过是“农民搬家”而已。站在《175M》前,董晓敏知道自己错了。
  “除了震撼还是震撼。”董晓敏对《新湘报》记者说,不由自主的想到命运,特别是一个群体的命运,那就是“悲壮”。“我自己离开一个城市都会伤感,何况是一个群体。”董晓敏说得有些动情。
  被《175M》打动的,远不止董晓敏一个人。世界新闻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联系图片社的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先生,在“联系图片社三十年”大型摄影家见面会上,向中外摄影家介绍2006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时,非常隆重地介绍2006大展最值得观看的两组展览照片,其中就有《175M》。
  看到照片引起的震撼,摄影师张德礼终于长长舒了口气。参展之前,他还一直担心摄影时的一个小技术失误,会让挑剔的摄影大师们对照片不满。现在看来,张德礼的这种担忧完全不必要了。所有的摄影大师都被这幅平实的影像感动了,内容的震撼使得技术被完全忽略。
  张劲:《消失的河岸》, 张三友:《白帝城的新导游——黄佳》,张晓文:《巴渝小镇》,张德礼:《三峡清漂队》,裴学红:《消亡与失去都不重要》,舒心礼:《三峡石魂》,何川:《移民码头》,罗文大:《墟城》。 2006年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来自重庆三峡库区的8位摄影师的组照《175M》,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美国明尼苏达摄影中心,邀请《175M》参展作品赴美国展出。台湾著名摄影艺术策展人吴家宝,邀请《175M》影展到台湾,日本展出。
  “我家世世代代住在瞿塘峡畔的奉节古城,三峡工程开始建设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计算着我们要搬迁的日子。我一遍又一遍在大街小巷转悠,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古城从我身边消失的日子。”
 

一次浩大的拍摄

  地点选好后,张德礼开始耐心等待拍摄时机。
  于此同时,摄影爱好者陈祖万担任现场总指挥,开始按照要求组织移民参加拍摄。为了能真正反映这段历史,参加拍摄的移民要求代表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和不同年龄。
  开始,陈祖万还有些担心,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组织这么多人,困难显而易见。正常年份,奉节9天左右就会有一场雨,雨后天晴的下午是最佳拍摄时间。张德礼耐心等待了10余天仍不见下雨,离参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天气好了。”8月1日上午,张德礼兴奋地给张三友打了个电话。张三友正在重庆开会,恰恰不在奉节,原定两人拍摄的计划只能临时改为张德礼独自拍摄。
  和张三友通话后,张德礼立即开始布置。作为总指挥的陈祖万调集了3两中巴车,开始通知事先联系的部分志愿参加拍摄的移民。“中午没吃饭。”即将开始拍摄了,陈祖万仍感到紧张,担心人数不够。
  8月的奉节,气温高达40摄氏度,路面都被晒化了。“嘎爷”已经75岁,是参加拍摄移民中年龄最大的,接到通知后自己坐了近一小时的公交赶到老城。“嘎爷”在老城住了一辈子,旧城拆迁后搬到了宝塔坪居住。下午1点,“嘎爷”穿着背心、大裤衩和凉拖鞋赶到时,老城的废墟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他们都待在树荫下躲避毒辣辣的太阳,远处的将面泛着刺眼的金光。为了防止出现意外,陈祖万请了两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还有一名医生准备了大量的防暑急救药品。拉来的200多瓶矿泉水很快就喝完了。
  张德礼扛着617宽画幅相机确认拍摄点,担心高温对相机和底片造成影响,张德礼脱下白色背心搭在了机器上。太阳下光着上身晒的生疼,汗珠不停地顺着身子向下划,鞋子里湿漉漉的难受。现场总指挥陈祖万拿个喇叭不停地喊话,交待着注意事项。在老城废墟上做工了农民也加入进来,要求留影。
  等待了5个小时,下午6点,光线终于达到了拍摄要求。现场的人也远远超出了175个,原来担忧人不够,现在换成了担心人超数。多一个或者少一个,这张片子都算作废了。175人背靠长江,脚踩瓦砾,线性排开。工作人员从两端进行清点,反复清点10余次终于核实无误。张德礼迅速按动快门,“嚓、嚓”两声,两张底片拍摄完毕。
  “太热了。”张德礼来不及多拍,参加拍摄的移民就一哄而散了,每人领到了10元的补助。“嘎爷”说,虽然冒着高温等6个小时并全为了这10元钱,但这10元钱对不少人仍具有诱惑。
  回到家,张德礼被岳母埋怨了很久,老人家也想参加拍摄,在即将沉入水底的老城废墟上留下最后一张像。然而拍摄时,老人不再家。在这张合影中,张德礼的二哥、侄儿、侄媳也在其中。
  招手拦下一辆米黄色的出租车,朱治平望着车顶灯笑了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车顶灯上写着“诗仙太白重庆市政府接待专用酒”。
  “太白酒好不好喝?”
  “重庆名酒的嘛,还可以。”
  司机并不知道,车上这个看起来有些倦态的老头,就是全国劳模、诗仙太白集团的董事长朱治平。更不会想到,重庆人家喻户晓的名酒厂在直辖之初竟是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大年三十,在厂里陪职工团完年,朱治平初一就赶到重庆跑市场。
拒绝
   “我身体不好,担不得这样的重任。”朱治平委婉但很坚决地拒绝了。
  2000年2月初,到任仅一个月的万州区委书记聂卫国,第一次被手下说不。此时,朱治平的身份是万州区财办副主任,而聂卫国则是重庆市委常委、万州移民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万州区委书记。聂卫国找朱治平谈话,希望他能出任政府工作组组长进驻诗仙太白酒厂。
  这样的拒绝需要勇气,因为朱治平知道他即将踏入的诗仙太白,并不如厂名优雅诱人,很可能让他有去无回。诗仙太白的职工围在政府大楼前还未散去,这让区领导头疼不已。
  1917年秋,万州大资本家鲍念荣先生,远赴泸州,花巨资买下了具有 400 年历史的最古老的温永胜酒坊的两个酒窖(国窖)的窖泥母糟,顺江而下办起了酒坊。这就是诗仙太白酒厂的前身,因唐代诗仙李白流放夜郎,滞于万县西岩,把酒吟诗弈棋,尤其钟情于万县的大曲酒,后人为纪念李白,遂名诗仙太白,这便是诗仙太白的历史源头。
  1959年,诗仙太白被推荐为国庆十周年国宴用酒,四次蝉联四川省名酒,1984年获中商部优质产品金爵奖,1988年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银奖。虽然荣誉获了一箩筐,诗仙太白仍逃不出它的历史命运。因生产经营管理不善,酒厂举步维艰。在三峡库区工矿企业兼并浪潮中,1998年11月,主营饮料、生物制药的武汉北斗集团,以承担债务的方式兼并诗仙太白酒厂,并更名为北斗集团重庆太白酒业有限公司。然而,这并没有给“诗仙太白”带来好运。
  北斗集团兼并诗仙太白酒厂后,职工发现养老保险费没有如期缴纳,合同规定的第二期1000万元的资本金也没有到位,而且北斗集团还在第一期注入的1000万元中抽走了710万元。他们意识到,北斗集团在违约。职工纷纷上访,并在厂内贴出标语:“追究违约责任,保护国有资产,维护职工利益,拯救太白酒厂。”
  矛盾逐渐升级,最后职工动用了武力,北斗集团的代表被赶出了酒厂。诗仙太白处于半停产状态。
  这对刚上任的聂卫国而言如同一个下马威,此时,有人推荐了朱治平。
混水
  朱治平,先后将3个特困企业扭亏为盈,在万州被成为“扭亏将军”。
  刚回政府任职不久的朱治平不愿趟这塘混水,他担心万一搞不起来,自己的一世英名就毁了。第一次谈话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朱治平仅答应考虑考虑。
  回到家中一说,立即招来了妻子的强烈反对。妻子担心多病的朱治平可能因此倒下。“政府已经决定了,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几次谈话后,朱治平得到最后通谍。上任前,领导给他交了底,只要能将职工稳定下来,诗仙太白立即改制为私营企业,政府出点钱都可以。
  “我就不相信国有企业搞不好。”朱治平的牛脾气又犯了,“搞不好我爬着回来。”
  现实显然比想象的更糟,朱治平很快后悔了自己说的话。
  2000年2月11日,春节刚过,朱治平瞒着妻子上任了,上任时显得有些悲壮。陪同朱治平同时赴任的还有两名警察和一名医生,这是政府领导考虑朱治平的安全,特地做的安排。如此按排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上恐怕再也难觅其二,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并非多余。
  “这哪里像个工厂!”通过不足两米宽道路,朱治平看到厂区内荒草长得比人还高,杂草丛中鸡鸭悠闲的晒太阳,甚至还有猪和牛在闲逛,这些都是职工养殖的。厂区内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迎接朱治平的不是鲜花,而是职工的敌视和漫骂。
  这一天,朱治平在车间组织举行了由武汉北斗集团兼并一年多来的第一次职代会,81名职工代表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解除兼并合同。“当官的没好人,派了个不懂酒的,还不是多个贪污犯。”朱治平被职工团团围住讨要工资,乱嚷嚷的,还有人拿着刀子舞来舞去,声称拿不到工资就砍人,没有人相信这个不懂酒的“先进”能解决问题。有人拿着“炸药包”声称要炸“当官的”,被拦截后发现里面包的竟是盐。
  包装车间已经垮了一个大窟窿,阳光直射下来,朱治平跳上包装台,举起两瓶酒,“啪啪”两声砸在了地上,所有人一下都愣了,车间内顿时鸦雀无声。
   “真正的共产党人来了,我就不相信国有企业搞不好。”也许是朱治平的气势占据了上风,勉强开完了会。晚上,朱治平住进了招待所,半个月后才搬回家中。“真的不该来。”回到招待所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朱治平躺在床上眼泪流了下来,他感到委屈,后悔。
   “豁出去了。”第二天8点,朱治平又准时出现在厂里。
稳定
  万州区政府在查清违约事实后,武汉北斗集团不得不同意解除合同,退出了诗仙太白。
  诗仙太白酒厂要不要破产?这个问题困扰这当时的万州区领导。到1999年年底,诗仙太白酒厂已经负债1.28亿元,负债率高达148.3%,严重资不抵债。然而诗仙太白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资不抵债”那么简单。
  诗仙太白职工不足千人,有100多人是文盲。由于管理混乱,厂里偷盗成风,有的将成品酒别在裤裆里带出厂,有个女职工每次最多可以偷7瓶,朱治平称为“插地雷”;有的用面衣服浸,然后装在塑料袋里提出去;更有甚者,用塑料管把酒从生产车间直接引出厂去。生产的好酒中超过半数被偷走。职工的偷出的酒又被当地涉黑团伙强行收购。职工打架成风,干部不敢面对职工,造成管理瘫痪。
  “一年到头生产酒,卖出回厂搞旅游。”这是当时太白酒厂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意思是卖出去的酒由于质量不过关经常被退回来。
  “乡镇企业都不如。”几个月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吴家农到酒厂视察,没看完就气走了。“大不了就栽到这里,不回政府了。”这让朱治平的牛脾气又犯了,都说国有企业不好搞,他偏偏不信这个邪。
   “你是不是先进不管我的事。”朱治平找职工谈话被骂了出来。企业瘫痪了几年,职工也消沉、绝望了几年。朱治平意识到,要救活企业,首先要从加强管理入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在他上任的第二天就连夜制定管理规范。为了稳定职工情绪,增强凝聚力。朱治平组织职工到五粮液、茅台等酒厂参观,让他们看看真正的企业是什么样,真正的企业职工是什么样。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朱治平顺势开展了“企业破产了我该怎么办,企业发展我该怎么办”的主题演讲比赛,让职工看到希望,教育职工怎样做企业的主人。
  进厂不久,朱治平要求领导干部戒腐、戒浮、戒烟、戒酒、戒贿、戒赌,并“约法三章”:领导在厂里就餐必须跟职工一样到食堂排队打饭,出差不坐轿车、不住宾馆。“要打要杀冲我来,绝对不躲。”看到朱治平每天早晨8点到厂,每天深夜才离开,不像原来的领导拒员工于千里之外。慢慢的,员工的思想稳定下来。
改革
  短短3个月内,诗仙太白酒厂基本恢复稳定。万州区政府一纸任命将朱治平留在了厂里,2000年5月20日,朱治平被任命为诗仙太白酒厂法人、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同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朱治平对诗仙太白的改革也异常艰难。
  “树正气。”朱治平认为这是首先应该做的事。诗仙太白酒厂的废旧物资被涉黑团伙强行低价收购。“你不同意,就砍死你!”朱治平不干,“地头蛇”就直接打电话威胁。“上有党组织,下有群众,我不怕你!”朱治平的回答更加强硬。仅这一批废旧物资,就多卖了30多万元。
  原材料采购是企业的肥缺,以往每年几千万元的材料采购,都是个人操作,漏洞很多,往往厂里吃大亏,个人得小利。自从对所有大宗采购实行阳光作业后,必须集中采购、公开招标、职工代表监督。如此一来,仅粮食、包装等材料的采购,每年就要节约1000多万元。
  治乱只是创新管理的前提,初步理顺局面后,朱治平又把干部、职工送到“全兴”、“剑南春”等同行业先进企业和“美心”、“白猫”等优秀企业取经,并在公司开展“大练兵、大比武”等活动。构建了企业的生产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投入7000万元实施技改,生产能力迅速达到3万吨,产品结构由中、低档产品向高端转变。
  人事改革和机构改革涉及所有人的利益,在改革中通过民意测验启用能人,工资和人员向生产一线倾斜。
发展
  诗仙太白作为原四川名酒,曾经的国宴用酒,如何利用直辖的优势做大企业?朱治平思考了很久。
  2000年的重庆市尚没有重庆市级名酒,直辖时,诗仙太白虽然被确定为市政府接待专用酒,但一直没有行文明确。如果被明文确定为“接到专用酒”,这对诗仙太白而言无疑巨大的广告效应。
  诗仙太白是如何被确定为市政府接待专用酒的呢?朱治平拿出一份重庆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重庆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联合发给万州区政府的复函,明确诗仙太白酒作为重庆市政府接待专用酒。落款日期“2001年3月12日”。然而过程并非如此简单。
  2000年6月,刚被任命为诗仙太白法人的朱治平找到万州区政府,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支持但没这个权利。”征得区政府统一后,朱治平坐了近8小时的大巴赶到重庆。自我介绍后说明来意,市政府接待办没有表态。“企业来谈不合适,回去让区政府发个函。”缠了几天后,接待办被朱治平打动了。
  2000年7月5日,万州区政府以“万府发【2000】48号”文件的形式,向市政府发出《关于行文明确诗仙太白酒为重庆市接待专用酒的请示》。附文罗列了诗仙太白酒的获奖情况。
  2001年3月1日,万州区人民政府再次致函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市政府接待办。几经周折,市接待办经过讨论报请市领导批准,两天以后,最终行文确定了诗仙太白作为“市政府接待专用酒”的身份。
  拿到“金子招牌”后, 2002年,朱治平酝酿着打广告,找到重庆电视台,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酒厂尚有100多万的广告欠款没有结清。“照顾你们是库区企业。”万州区政府出具证明后,酒厂还清欠款,又赊帐打起了广告。“效果好呀。”当年,诗仙太白酒厂的销售翻了一番。
  3个月,每天晚间新闻联播前5秒,800万。2003年,诗仙太白成了万州首个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的企业,广告投放之前,一片反对声。然而事实再次证明决策的正确,当年,诗仙太白的销售收入达到两个多亿。
  经过6年的发展,如今,诗仙太白已经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了销售达4亿的集团公司,累计上缴财政2个多亿。解决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就业1000多人。成为重庆工业50强,进入全国白酒前28位,并成为重庆最大的白酒酿造生产基地。
对话
  《新湘报》:“别人搞不好的国有企业,你凭什么就能搞好?”
  “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朱治平一脸严肃,“抓管理的关键是领导表率。”
  在诗仙太白的成本管理中有项规定:夏季空调的使用时间是早晨10:30到下午3:30。时间一到立即拉闸,即使朱治平的办公室也不例外。作为集团老总,朱治平的办公室堪称“寒酸”,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两张旧沙发,办公椅是极普通的木椅。
  “领导贪一分,职工就敢卖厂。”朱治平称,如果把国有企业当成“唐僧肉”都想贪,肯定搞不好。诗仙太白集团只有一辆轿车,还是2003年万州区政府奖励给朱治平的,他拿出来做了公务车。
  《新湘报》:“诗仙太白的改革算成功吗?”
  “原来是解决吃饭问题,现在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对于企业改革,朱治平最自豪的一点就是“诗仙太白是万州唯一的纯国有企业。”
   “有人说国有企业改革的妙药就是卖给私人。”朱治平越说越激动,“我就不相信。”
  “纯国有企业”令朱治平感到自豪,又有些担忧,“我们这批人退了以后怎么办呢?”
  在朱治平的考虑中,明确职工身份问题异常迫切,利益、责任、制约必须对等,国有企业的职工不能只当“主人”,还必须学会当“仆人”。
  《新湘报》:“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现在都想退下来休息了,可是不行。”朱治平一脸疲态,“这6年没休息过一天。”
  “做到15个亿。”朱治平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朱治平认为国有企业现在比过去好搞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放权,干预少了,而且支持力大加大。
  去年,重庆诗仙太白集团以3亿元销售收入打破了万州工业企业的记录。得知这一喜讯,时任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马正其和区长吴政隆联名给“诗仙太白”发去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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